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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基層政權運轉所需經費能否保持正常的增長。取消農業稅后,盡管中央財政按一定系數對不同地區進行了轉移支付補貼,但由于這種補貼考慮的因素是靜態的,即只考慮了當前的“缺口”,而沒有明確今后如果“事情”和“費用”增加了,中央財政還管不管,有沒有一個自然或正常遞增的系數或機制。這是需要研究的一個問題。
　　二是村級組織的經費從何而來。目前,村級組織的三項經費 村干部補貼、五保戶供養和村辦公經費 主要由農業稅附加解決,而農業稅取消后,村級組織的經費自然就懸空了。如何解決這個矛盾,主要有三種辦法,一是由國家管起來。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經費有保障,但不好是村組織也吃上了“官飯”,這與“集體組織”的性質對不上號。二是繼續由農民自己管。這涉及到要不要向農民再收一塊“費用”。三是國家管一塊,農民管一塊。這仍有一個以什么名份收和是什么性質的問題。
　　三是農村基層組織的性質和功能會不會發生什么變化。農業稅取消后,農村基層組織長期以來為政府承擔的某些“行政”或“公共”事務應當說就“基本”結束了,基層組織與農戶的經濟“紐帶”或經濟“聯系”事實上就被切斷了。在這種情況下,集體剩下的對農戶的職能就只有“半個”所有者和“半個”服務者的角色了——因是所有者又不收稅（附加）或不收費（租）,是服務者又只是“單向”而非“雙向”關系。如此,農村基層組織的功能如何發揮和運行也是需要加強研究的課題。 作者：唐仁健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