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糧于國防患風險，財政直補能否彌補大豆國儲短板
黑龍江北安市通北鎮農民老朱已經四五天沒有睡好午覺了。因為每天在他剛剛睡下的時候，就會有敲門聲響起。毫無例外，敲門的人都看上了老朱的“寶貝”。
老朱的庫里存著8000斤新收的大豆。雖然收購者給出的價格一個比一個高，但他還是打算把這些“寶貝”再在手里壓一壓。
無獨有偶，大豆貿易商李先生也嗅到了商機。他在兩周前就整理好了自己新建的10個鋼板倉，決心“大干一場”。“現在囤貨的人很多，我們這兒最大的一個囤了1萬噸，并打算囤到10萬噸。”李先生向媒體透露。
他們的做法完全來自于坊間正在流傳的一個消息：今年部分新收大豆仍然會收歸國儲，價格也肯定會要高于去年的收儲價。黑龍江大豆協會副秘書長王小語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大豆國儲基調已定，但價格、數量、地點、方式等具體細節仍在制定之中。人們對這次收儲的期望值很高，部分農戶開始觀望，貿易商則聞風而動。”
有一笑必有一哭，豆農和貿易商的囤積居奇讓正在同樣準備大干一場的壓榨企業大感吃不消。近日，九三油脂的掛牌收購價已經創下一年來的新高，達到每公斤3.7元，但是其收購情況依然不容樂觀。這家日加工能力500噸的廠子，一天只能收購200噸大豆，這個數字目前還在不斷地下降中。
這讓油脂企業主們不得不回想起2008年的悲慘一幕。由于國儲導致大豆價格持續高位運行，再加上金融危機的影響，黑龍江68家規模以上大豆加工企業幾乎全部停產。黑龍江豆油銷售市場也險些陷落，國產非轉基因豆油的份額由8成直落到2成。
為了彌補供需缺口，我國進口國際大豆的數量屢創新高。“大量進口也引發了國際大豆價格的連續走高。這也讓對外依存度高達70%的中國大豆產業吃了悶虧。”北京首創期貨農產品行業分析師董雙偉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
董雙偉指出，加工企業的運營成本被大幅度地增加，而多付的那部分錢，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被外國人拿走。國儲讓大豆產業陷入了尷尬境地。
直到現在，董雙偉還在質疑國儲大豆的必要性。“國儲也并沒有讓豆農得到太多的好處，大部分實惠都被中間商拿走了。可以說，國儲保護農民利益的初衷并未達到，反而產生了副作用。與其這樣費力不討好，還不如坐下來研究更為可行性的辦法。”董雙偉說。
既然國儲存在諸多隱患，那么又該如何挽救國產大豆呢？董雙偉的建議是采取直補。國家制定一個銷售價格，可以與國際價格接軌，也可以是利益各方共同認定的價格。豆農先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格銷售(通過發票、收據等確認)，然后國家再根據這兩個差額直接補貼給豆農。加工、銷售等下游產業鏈國家則可以完全放開，與國際接軌。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司偉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采取這種方式最高興的應該是豆農。現在大豆收購比較混亂，大豆從豆農手中到進入加工廠會經過大大小小好幾道中間商，很多本屬豆農的優惠都被分流了。如果實行直補，國家把補貼直接打到豆農的個人賬戶里，豆農們才能切實得到實惠。這對刺激農民種植大豆的積極性和保證我國糧食安全都有很大的意義。
“當然，這對加工企業也有好處：貨源穩定了。它們也不會因為政策問題，不得不進口高價的國際大豆。”董雙偉說。
但不可否認，沒有一個政策是完美的，直補也有不可回避的弊端。“執行成本有過高的嫌疑。”司偉說，“我國豆農生產規模小，分散度又廣，統計起來比較困難。而且，我國農民的流動性比較高，今年種大豆的農民，明年可能去種玉米了；今年原本種地的農戶，明年可能就去打工了。這給統計工作帶來更多的困難。因此，如果實行這樣的補貼政策的話，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具體的操作方式。”
“這正是農業部等相關部門需要做的，例如，根據種植成本來制定出能讓豆農接受的補貼標準，在實施中如何做好統計工作，如何避免滋生腐敗，如何補貼不會超出WTO的規定等等。”董雙偉分析認為。
直補并非沒有先例。董雙偉提出的補貼政策與國際上普遍應用的“國家支持價格”相類似，有許多的經驗可供我國吸取。“我國也可以從正在實行的農資補貼、良種補貼政策中找到可以借鑒的經驗。”董雙偉說。
但王小語卻認為，直補固然有其可取之處，但不能簡單地否定國儲的作用，要給予客觀的評價。2008年的收儲確實讓豆農免受金融危機的沖擊，也縮短了加工企業受沖擊的時間周期。假如國家沒有收儲，“2004年的大豆風波”極有可能會在去年重演。今年我國遭遇大豆減產，國際資金不斷地炒作旱災、澇災，但是大豆價格依然穩定運行。其原因就是有700多萬噸大豆存儲于國家糧庫。藏糧于民與藏糧于國有著本質的區別。在關鍵時刻，國儲能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http://51wenwangwen.com
